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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国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都享有的宪法监督监督权，基本上整体处于休眠状态。宪法解释法主要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解释案如何提出，如何立案，如何讨论，如何表决，怎样公布，效力如何，等等。

至于行使党权的程序等具体事项，可以由政党法之类法律规定。世界上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另一种是专门机关违宪审查制，德国宪法法学院审查制和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制最有代表性。宪法监督法主要应包括：宪法监督专门关的名称、管辖权，立案标准，哪些案子它可以独立审理和做出审查决定，哪些案件得提请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最后决定，谁有权启动，如何审理，审理时限，审查决定的文本形式，宣告方式和审查决定的效力。重新启动出版法和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中共提出依法执政已经十多年了，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法执政，其次才是依法律执政。

所以， 3.规定宪法监督程序和审查决定的效力。因为，前者对执政党的要求大大高于后者，后者只要不违反宪法、法律就可以了，而前者要求执政行为有宪法、法律的具体规定做根据。[48]我们认为，行政法上的公民权利细胞至少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居于主导性的自我增益功能（例如获得行政审批）。

在这一点上，行政法制度结构也区别于宪法上的仗型制衡—代表立法、行政与司法三者制衡的丈型，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推崇以人为本。布迪厄所谓的场域的资本以及与之对应的利润，指的就是利益。说得哲学一点，则可以说是普遍利益。[51]行政过程在监督主体的监督之下，权力／权利交织在一起，行政决定其实是双方关系的合成品，尽管未必源于合意。

商谈主题与过程都不得偏离公共理性，无论是公民盲从或者屈从于公共强制还是公共机构迎合公民不正当利益诉求都是对公共理性的背离。因国家出现而致的公私对抗早已有之，但通过行政法来缓解甚至消解公私对抗这一新发现至今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

亦即，行政法治化应当对应于各类行政法主体在公共场域内的理性商谈，而不能是政府的独角戏。  三、交涉性行政关系的设定 （一）行政关系的交涉性 法既然被当作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因此从关系视角认知和建构法应理所当然。不过，作为一种描述性方法，博弈论并不一定要关注公共理性，而行政法场域内的博弈也并不必然保障公共理性的实现—但行政法却要将公共利益、公共理性当作其追求的直接目标，在这一点上严格区别于私法或者看不见手理论，后者将公共理性、公共利益的实现当作一种私人逐利的副产品。要实现行政法治目标，不仅要建构一元多样的混合法体系，还要与道德、公序良俗等其他社会规范达成默契、形成合力。

综上所述，行政法的治理逻辑显示，如欲实现行政法制与行政法治的重叠，有效消解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避免合法律性对合法性的背离，实现法治和善治的统一，那么行政法的平衡就是必需的—无衡不治。为了解决行政权能的不当损耗和滥用而赋予公民以广泛的监督救济权利。相应地，四个区间内的商谈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在商谈动力、参与方式、论证规则、商谈效果等多个方面，可在参与商谈的广度、宽度、深度和强度的谱系中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③行政法的利益基础主要是由四种指向的利益关系交汇而成：一是收用行政的公益本位。

它是用来衡量商谈主题及其理由的深浅，标明的是商谈论证的社会穿透力的强弱。将鲜活的关系视角挤压成单调的行政行为视角产生两方面问题：一是与事实不符。

不同行政法主体权能较量情形的变动不居，集中体现为行政权能与公民权能二者对比情况的变化。第二，交涉性行政关系曲线是光滑和连续的，它是无限多个[公民自主性，行政支配性]交涉点前后连接而成—诸点可以体现为若干多已被类型化和尚未类型化的行政行为。

真正具有有效的，即具有充分意识到的和清楚的意向的行为，只能是实践中的一种边界情况。这就意味着，行政法制度安排应当遵循两个优先：一是私人选择优先于公共选择。亦即，行政法规范、权力／权利的配置结构、公共行政的功能定位等等，其实都是对公私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公众商谈话语权的最高等级表现为案卷排他性，商谈强度的最高形态是公共决定只能基于公民同意作出，例如行政合同等。例如，曲线的斜率或者弧度不同，在总体＿上反映出行政支配性与公民自主性的对比程度。公共理性对应于超越于当事人认可之外的社会普遍认可。

与之对应，行政法要求公民承担纳税、遵从行政决定、服兵役等法定义务[．]。当然，这不是要求机制设计重走线性逻辑就事论事的老路，企图通过将行政行为与公共理性捆绑在一起的方式来绑架公共理性，而是要通过场域的放和机制设计的收来辩证地确立起公共理性对行政法关系的支配性。

行政法上的行政支配性与公民自主性之间的交涉关系并不是在每类行政关系中都平分秋色，相反，强弱不等的行政支配性与弱强不等的公民自主性交织在一起，形成若于非均质的行政支配性／公民自主性组合形态，每类形态对应于一种特定强度的行政支配性／公民自主性。私人选择优先性既意味着只要私人选择能力可及就拒绝公共行政介入，也意味着公共行政的疆域应当与私人选择失灵领域重叠，因而需要依靠行政法通过确立行政优益原则来支持公共行政取代失灵的私人选择。

公民权能（公共管理领域＋公共服务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领域，多半属于实体性权利。[41]任何一项具有可接受性的行政法决定都不应缺乏合意。

只有自己的行为在意向上以别人的举动为取向时，这一行为才具有社会的性质。至此，我们基本完成了如何通过行政法塑造主体角色、引导行政法主体行为选择这个问题。虽然公务行为是以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院等主体名义出现的，但作出行为选择的却是在这些机关的公务人员，而作为自然人的议员、行政官员和法官，其行为选择都同时受到目的理性因素、价值理性因素、感情因素和传统因素的综合影响，[22]并非纯粹理性的产物。另一方面，双方在行为模式设计上却正好相左：公民一方被假定为寻求私益最大化，而行政一方则被假定为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同时，为了保证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行政法要求其他公共权力支持其依法行政，特别是法院维持合法行政决定并依申请强制执行生效行政决定[*]。公共性的精髓就是公共理性，它将追求公共理性的行政法与推崇私人理性的私法明显区分开来—尽管私法对民事主体双方也提出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底线要求，但行政法对公民行为提出符合公共利益这一较高要求，对行政主体则更是提出代表、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更高要求。

一则，行政法机制设计应以公共理性为指向，要求所有的行政法制度安排和行为选择都应当以公共理性为轴。行动者拥有的权能，指的不仅是法律上的权力或者权利，更是事实上的主体交涉能力和话语权，它既是行动者处境持续不断累积改善的结果，又成为谋求进一步改善的新资本。

它自上而下可以分为多个商谈层次，最表层的是合乎法律规则（即法规范的逻辑结构），然后是合乎合法性原则（包括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程序正当原则，权责法定原则等）、合乎比例性（比例原则）、合乎理性（包括法理、逻辑、公理、科技标准、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等）、合道德性（包括人性、人之常情、[43]道德规范）等，最深层次的是合自由性（即特定行政法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否有利于改善人的自由状态）。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条交汇的脉络： 脉络一：公民权利1-行政职责1-权力保障。

所谓行政关系的交涉性，是指行政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并非取决于行政主体一方的强制性意愿，而是行政主体与公民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行政支配性与公民自主性二者交互影响的产物—二者关系类似于电池的正负极。[20]传统行政法将复杂的利益关系简化为公益与私益的对峙。二则，运用个人主义方法，对行政法场域内所有微观行动主体作同一行为假定，无论是公民还是公务人员都应当分享同一的利己人性假定—至于公私两类主体的行为选择表现出的社会性偏好差异，则属于制度化角色设计的终点而非逻辑起点，个人主义方法并不当然排斥集体选择，关键在于机制设计是否成功。打个比方，行政法制度结构的辩证统一性的形成过程类似于搓绳—通过立法之手对行政与公民双方的给力而致双方交错形成统一的整体。

[15]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区别于帕累托最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确立了补偿原则。三则，行政法上的权力／权利结构当中的权力除国家权力之外还包括社会权力，而宪法上的权力主要是指国家权力，因为它同国家主权、人民主权等联结在一起。

事实上，即使是看不见手理论家也不可能否认审慎的制度设计努力的必要性以及这种努力切实的历史重要性。不同时空下的行政法制度结构因其功能定位差异会选择不同的权能配置逻辑和比例。

在这个意义上，行政优益原则可以视作是对私人选择优先逻辑的一种延续—私人选择失灵之处亦即行政优益原则通行之处，在私人选择能力所及领域，公共行政缺乏介入的必要性，行政优益自然亦无立足之地。而且，行政处分理论无法解释非处分方式所形成、变更或消灭的多样化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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